感恩八华
(昆明)李能安
能活到110岁,对一个人来说算是罕见了,对一个学校而言,也不容易,而我们的母校八华,经历了110年的风风雨雨,如今又焕发青春,枯木逢春,满怀豪情地书写着历史的新一页,可喜、可庆、可贺啊!
我50年代初跟着家人从东爪哇茉莉芬(Madiun)搬迁到雅加达,考入八华学校(分校)的初中部读初三,初中毕业后转入巴蒂贯本校高中普通科,在这里我度过了丰富多彩、无忧无虑的中学生活。母校八华,不仅为我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,也为我指明了今后要跋涉的茫茫人生路。
在八华的三年多的时间,我受益匪浅,可以说,影响我一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,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在八华的那几年,正值新中国旭日东升,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,普照神州大地之时。我们在印尼,也感受到了她那温暖的光辉,不要说巴中、华中等当时的进步华校,就连八华这样一向被人们视为与新中国无缘的"洋学堂",也享受到了她那一缕阳光。八华学校里一批爱国学生,在进步老师的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学生会,团结周围一群青年,开展各种爱国宣传活动,如组织歌咏队和舞蹈队,唱新中国的歌,跳新中国的舞,还自排话剧。每逢"十·一"国庆,少不了要开庆祝会、演出节目,用歌舞等文艺形式宣传新中国的成就;开办图书室,大家捐献或集资购买进步书刊,在学生中传阅。就在这小小的、很不起眼的图书室里,我有幸接触了一些在当时爱国华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的进步书籍,诸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暴风雨里诞生的》、《普通一兵》、《母亲》、《童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等一批苏联文学作品,以及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、《暴风骤雨》、《可爱的中国》等新中国的优秀作品。我们还组织学习组,集体学习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。这些书籍和各项活动,像一盏盏明灯,照亮了我眼前的视野,在我面前展示了一幅幅我从未经历过的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,使我的思维豁然开朗,开始思考起人为什么要活着、应该怎样活着等这样一些严肃的哲学命题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:"人最宝贵的是生命。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。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: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,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在临死的时候,他能够说:"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,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",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,这段话成为我一生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。
在八华的三年多时间里,我认识了许多同学和朋友,有同班同学,也有别班同学,学生会把我们拧成一股绳,我们又融入到方兴未艾的华侨青年爱国运动的洪流中。当时除了读书完成学业,就是参加社会活动。沸腾的生活让我们感到充实,让我们充满青春的活力,毕竟我们还年轻。我回国升学的念头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酝酿形成的。
八华高中普通科,众所周知,其课程是以数理化为主,外语为辅(英语、印尼语,当时还学了德语),老师课堂上讲课多用英语和印尼语。毕业出来的学生,大都准备报考印尼的大学。我明知自己的家庭经济能力不足以供我念大学,无奈数理化的魅力让我"冲昏头脑",不管三七二十一,读了再说,因为我觉得任何知识都是有用的。三年的高中生活转眼就结束了,虽然我的学习成绩远远没有达到出类拔萃的程度,但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。毕业后往何处去?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严峻问题。回国升学,这是我既定的目标,也是我动摇不了的决心,但是眼下的经济困难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,姐姐没能力助我一臂之力,父亲又不同意我回国,只能另辟蹊径,用我当时调侃的话来说就是:"曲线回国"。一拨又一拨幸运的同学回国了,当我去Tanjung Priok送他们上船的时候,心里真羡慕他们,为他们高兴,为他们祝福,祝愿他们一路顺风、前程似锦。当时码头上那热烈沸腾的场面,那一张张兴奋、激动的脸孔,那同窗挚友依依惜别的情意,那鼓舞人心的《歌唱祖国》的歌声,至今还历历在目,回旋于耳。
为了生活,为了实现回国深造的梦想,经同学的推荐,我到远离雅加达的苏拉威西岛北部小城市——俄伦打洛(Gorontalo)的一所中华学校教书。这所学校原来只开办到小学六年级,我去的那年(1954年)才开设初中班,我就算是那里的第一批初中教师之一吧。对一个偏僻的小地方来说,请个老师并不容易,由于师资奇缺,往往一个老师要兼任几门课程。就这样,除了语文、历史、地理和体育我没有教过以外,其它课程如数理化、动物学和植物学,甚至是英文和印尼文,还有美术,我都教过,成了"万金油"老师。得益于我在八华扎实的数理化(自然科学)和外语基础,得益于八华"学以致用"的校训,我终于胜利完成初中三年的教学任务。三年的教学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,教书不仅仅是授予别人知识,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充实、自我提高、自我教育的过程。三年的教书生涯也让我在经济上翻身,使回国深造的理想有实现的可能。
1957年5月,我和当时初中刚毕业的老伴结婚,双双离开俄伦打洛回国。同年七月,我们风尘仆仆地经深圳到了广州,踏上魂牵梦萦而又人地生疏的祖国土地。我们被安排在广州石牌华侨补校住下。没过几天,还没来得及喘口气,我就匆匆忙忙参加高考,结果可想而知——一败涂地。所幸我老伴考上福建厦门集美中学。这样,我们就一起前往集美,老伴上集美中学,我进集美华侨补校,补习一年,准备来年"东山再起"。有了在八华学到的数理化知识,加上三年教书积累的自学经验,我终于以优异成绩完成了补习任务,并于1958年顺利考入厦门大学矿冶系,一年后转入设在湖南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(现改名为中南工业大学大学)。
我在大学念的专业是采矿系矿区开采专业,需要良好的数理化基础。有了在八华学到的数理化知识,加上在集美侨校一年补习的"垫底",当然还有个人的努力,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算可以,最终顺利地完成了5年的大学课程。在大学期间,我们在课堂上学的外语虽然是俄语,但我并没有放弃在八华打下的坚实的英语基础。学院图书馆的外文资料为我提供了提高英语水平的机会。此外,我还省吃俭用,利用助学金节约下来的钱,和当时已在部队里当羽毛球运动员的老伴偶尔寄来的零用钱,订阅《英语学习》和印尼文的《人民中国》(Tiongkok Rakjat),每期从头看到尾。除了对外语的浓厚兴趣以外,我还与想多掌握一门外语,这对于将来总是有好处的。
1963年我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云南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采矿科从事矿山设计工作。云南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,素有"有色金属王国"的美称,我在大学里学到的采矿知识,在这里大有用场。我在采矿科从事设计工作没几年,领导发现我的英语还行,就把我调到技术情报科,专搞英文资料的翻译,供专业人员了解和参考国外有关专业的先进技术。在"文化大革命"期间,全国都在搞"阶级斗争",当然我也难以幸免。除了我的"本职工作"画画搞宣传之外,我抓住平时的大量空闲时间,阅读当时能弄到手的外文书,把《毛泽东选集》的英文和印尼文版一篇不落地读了又读,看了又看,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中国和苏联大论战的文集《九评》的英文版和印尼文版。这还不过瘾,我还从外文书店里买回当时在昆明唯一能买到的印尼出版的报纸《Harian Rakjat》(如果没记错的话,那是当年印尼LEKRA办的报纸)。可以说,我在"文化大革命"乱哄哄的那几年并没有"虚度年华",我的外语在八华学到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,这也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吧!
改革开放初期,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,我们设计院深感懂外语的人太少,外语水平满足不了形势的发展,因此院里决定举办英语学习班,从各个科室抽调技术骨干,投产学习英语。最初是从外面聘请德高望重的英语教师讲授《英语900句》,由我协助当辅导老师,后来老教师因年迈一个个退下了,就由我独当一面,登上了教学讲坛,虽然不是正规的院校,但对我来说还是要花很大精力认认真真去备课、讲课。一晃就是几年,这期间,院里办了这样那样的培训班,只要设有英语课,我就跑不了。我也不觉得有多吃力,因为我肚里还有在八华打下的外语基础,以及回国十几年来靠自学积累的外语"老本"。
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,我院和外国同行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。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,我院成立了外事办公室,专门负责外事接待和翻译工作。院里把我调去,还为我配备刚从外语院校毕业分来的几个学生,共同承担这项工作。从此我便开始了我的"民间外交"生涯。这期间,大门敞开了,免不了要迎宾送客,陪同"老外"下矿山参观考察,在谈判桌上应付没完没了的"争吵",连夜赶着翻译会谈文件,当然还少不了那累人但受益匪浅的出国考察,等等。作为一名翻译和外事人员,确实够你忙得晕头转向、筋疲力尽,但也让你享受到其中的成就感和无限乐趣,体会到不知是哪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:"工作着是美丽的"。我退休以后,单位上又回聘我继续在外事办公室干了几年,直到我完全退休。说是退休,其实还是"退而不休":每天在我那面积虽小但很舒适的书房里看我爱看的外文书,坐在电脑前"漫游"或翻译印尼文小说,偶受某些单位的委托为他们翻译外文资料,日子还过得很充实,过得有滋有味。
回顾我成长的历程和走过的人生道路,虽然平凡到不能再平凡,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,但我深深感悟到我所取得的每一点滴成绩,都离不开当年我在八华打下的坚实的思想和知识基础,离不开八华对我的教诲。八华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度过那些难忘的岁月,就像八华德高望重的彭庆松老师当年所著的那套英语语法教材一样,岁月的沧桑并没有使它褪色,至今仍深藏在我的心坎里。此时此刻,我要深切感恩我的祖国,虽然她没有为我创造万贯家产,但她为我提供了五彩缤纷的人生,这是任何物质财富买不到的;我要诚心感恩八华、八华的老师们和同学们,因为我从他们那里受到了启蒙教育,为我打开通向多彩人生的大门,使我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,掌握了在社会上立足并为之奋斗的本领;我还要感恩八华,因为她"凤凰涅槃",历经磨难获得新生、焕发青春,继续为印华社会培育人才、输送人才。
八华,我为你骄傲,为你喝彩!愿你在新的征途上为印尼的繁荣富强,为中印(尼)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不断作出新的贡献!